歷史與空間:李白的絕望

姚元權

   李白的人生,可謂是悲劇的人生。《將進酒》一詩,是其悲劇人生的寫照,是李白的自我獨白,是他的肺腑之言,同時也是他的絕望之歌。

    李白深知生命有限,價值無限的道理,把人生從頭到尾看了個通透。黃河之水、鏡中白髮,都引起他對生命、對人生的深刻思考。而其思考,並非停留在一般意義上的對時光匆匆流逝及人生短暫的哀歎惋惜,而是在更高層面關注著自我存在的價值。「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把其感歎和憂思濃縮在一滴朝露上,李白則是將之寄托於江海。任何個人都不過是歷史長河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土,區別只在於你在這條道路上留下的足跡的深淺。既然存在,既然活著,就應當做點甚麼。在李白看來,這正是其自我存在的價值所在。因此,可以說李白是一個具有歷史情懷的人。他的思考和憂慮,不僅僅是針對個人,還針對個體。他所高唱的「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並非如一些人所指責的消極的享樂主義的人生態度,相反,李白是在鼓吹人應當積極把握現實人生,努力創造自我價值。如果僅僅從詩句字面上作出負面的解讀,則顯得十分膚淺,也難得詩旨,違背了「詩仙」本意。

    強烈的自信以及狂傲不羈的處世態度是李白極具個性的一面。「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材天生也,天授我材,這種狂傲不羈源自強烈的自信,而這種自信乃是唐朝的文化心理,李白對自己充滿信心,絲毫也不懷疑,甚至於認為獲得表現自己施展才華的機會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他敢在天子面前撒狂,更不在乎鐘鼓饌玉,千金散盡。他始終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獨立個體,才華固然天授,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是其狂放不羈的憑靠。實際上,這也是李白的一個悲劇性格因素。當自我實現的強烈需求沒有得到及時滿足或是根本就未能得到滿足時,矛盾和痛苦也就產生。

    李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儘管才高八斗但是難以如願。面對這種施展不開手腳的窘境,李白也許感到很意外,「惟才是用」的政策之外,原來還有另一股力量左右著。這讓他頗覺鬱悶,心理上承受著來自現實的厚重的壓抑感,這迫使他作出了強烈的反彈,即承襲魏晉之風,以一種獨特方式來表達對現實的憤嫉和不滿。「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以喝酒來排遣內心的壓抑和苦悶,暫時忘卻政治人生的失敗,在醉眼朦朧中縱聲放歌,恢復本真性情,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超脫。李白與酒結下不解之緣,自然與當時的酒文化有關,但他嗜酒如命甚至不要命,則是因為個人遭遇。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澆愁愁更愁」,喝酒本為排憂,卻反如火上澆油,李白一頭栽進了酒罈子。李白的任性放縱,實際上乃是由於他對現實的絕望。他選擇的是一條慢性自殺之路。儘管如此,絕望的李白並不是消沉墮落的李白。當酒成為他的人格的一個部分,李白尋找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尋找到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就是這個時候,李白根本不可能離得開酒了。然而他終究是血肉之軀,常期浸泡在酒精中其健康狀況迅速惡化。「酒中仙」最終也難逃「酒中鬼」的宿命。李白一生與酒相隨,借酒澆愁,恃才放狂,笑傲江湖,深得魏晉風度;他縱酒任性,揮灑文字,慷慨豪邁,是對現實政治的強有力的嘲弄與諷刺。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一杯復一杯,到「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李白醉矣!後面皆為「酒話」,卻是李白心聲。俗語說:酒後吐真言。李白趁醉將滿腹真言和盤吐出。「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李白追求高級層面的精神生活,藐視庸俗的物慾和感觀刺激。寧可長醉而不願清醒,因為所見皆俗物。他有種曲高和寡的孤獨感和寂寞感,一方面蔑視官僚們的庸俗,一方面又自己沒有施展抱負的機會無可奈何。所謂「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那是李白自我安慰之言。他自比聖賢,志頗清高,既然與俗人不能共舞,從古聖賢那裡倒可覓得知音。李白是寂寞的,但他又難忍寂寞,遂學陳王曹植斗酒十千,不做聖賢做酒仙。即便如此,他仍自始至終在出世入世間痛苦徘徊。李白在由入世到出世這條路上,可說是「一步三回頭」。強烈的自我意識與濃厚的主觀色彩使得李白對待出世和入世的態度具有兩面性。「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李白與曹植懷有相同的情感。曹植被貶為王,又遭曹丕打壓,終生鬱鬱不得志,空負一身才華。李白自比於曹植,感歎之餘又想表現出灑脫,其情態可見淒涼。

    及至「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已然大醉!一句「與爾同銷萬古愁」寫盡內心的痛楚和絕望。詩篇落腳一個「愁」字,縱橫捭闔之勢,慷慨豪邁之氣,倏然收歸,把所有勃發之情都凝聚成「愁」了。這是李白對自己一生追求的一次總結。正如叔本華說的,「使我們生存充滿煩惱與苦痛的東西,無一不是出自時間無休止的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