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論述                作者:黃創夏

 

諸葛大名垂宇宙,三國時代的名相諸葛亮大名垂世一千八百餘年,不僅僅是因為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勤」讓人欽服,更重要的是初出茅蘆,年方二十七歲的他,以一席「隆中對策」驚豔已南征北戰,慣戰江胡三十年的蜀漢先主劉備,其中的「見、識、謀、斷」大格局,替東漢已歷數十年的桓、靈兩帝惡政,與黃巾之亂燒殺千里的中國局勢,找出一個新局面,創造出三國鼎立的歷史格局。

 

不過,因為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太過於噲炙人口,受到羅貫中小說家天馬行空的創意影響,在諸葛功業中,抹煞了魯肅其實也是同樣重要,要不是魯肅也和諸葛孔明有同等見識,三國鼎立之大戲將成獨角戲,未必能成。

 

在當代也是以青年才俊之姿出現的東吳魯肅,他的見、識、謀、斷,其實也是一個絕對不遜於孔明的大決策家,在柴桑初見孫權時,魯肅同樣也提出了和「隆中對」相互呼應的「柴桑對策」,就是因為在南中國同時有這兩位才俊,同時提出畫天下的決策,導引了歷史發展的軌跡。

 

諸葛亮的隆中對主要的價值就是在於他能夠「了解全局、洞察趨勢、把握重點」,在陳壽整理在《三國志》中的「隆中對」中,諸葛亮根據天下形勢,以「執簡御繁」的方式,提出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概念化分析,指出曹操勢大,不可與爭鋒,孫權坐擁江東,已歷三世,可以為援而不可圖,荊州據漢沔可作根據地,益洲險塞,劉璋諳弱,可取為後方基地。

 

短短數言,諸葛亮已為發展策略用了「結構性整體思維」通透分析,不但如此,諸葛亮不托空言,諸葛亮隆中對在決策學的意義上,是「明辨問題類型,對應解題策略」,他提出了奪佔荊、益兩州,以為根據地,通過和西南的少數民族搞好關係,以穩定後方;對內則要革新政治,建設好根據地,蓄積力量;對外聯合孫權,孤立曹操,造成天下三分之局,等待時機成熟,劉備出漢中,一上將自荊州北伐,東吳出兵徐州,三面夾擊曹操,以期「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的戰略目標。從決策學理上分析隆中對的格局,可謂是「見、識、謀、斷」兼備了,他從思想上武裝了劉備,替一生困頓的劉備找出他在大局中的價值,並以清晰的步驟,替劉備畫下了光明前景的藍圖。

 

同樣地,在前兩年,因中原動蕩避禍江東的魯肅,在周瑜的引薦下,也和孫權首次見面,一見面也石破天驚地談出了被歷史給忽略掉的「柴桑對策」,魯肅原是家居中原東城,和羅貫中筆下的忠厚長者大不同的是,魯肅年輕時鑑於天下大亂,學過「擊劍」和「騎射」,魯肅頗有豪俠之風,他還招聚了一百多名少年,管吃管住,成天在山中「講武習兵」,周瑜任袁術之居巢長時,曾帶數百名士兵路過東城,慕魯肅之名,前去拜望,並求助一些軍糧。當時中原大亂三十餘年,農村早已破毀怠盡,曹操曾和呂布鑫兵濮陽因雙方糧盡而罷兵九個月,更曾因伐宛城糧絕,而想出「望梅止渴」之計,可見糧草在當時之可貴。

 

但魯肅卻「性好施與」,他家中時有米兩倉庫,各儲米三千斛,魯肅慷慨指向米倉任周瑜「自取」,周瑜大喜過望,「益知其奇」,乃交結成好友,後並引魯肅帶領這一百多「輕俠少年」,舉家遷到江東曲阿,要投靠孫策。孫策早死,魯肅因對孫權不了解,又認為孫權年紀太輕,難以成就大事,原本打算北遷回中原,周瑜勸阻,並說孫權是「親賢貴士」的少年英主,因此有了魯肅和孫權的柴桑會面。

 

魯肅也是和諸葛亮一樣,都是通透理解整個局勢,並從具體條件出發,替主子出計獻策以謀取天下,他和諸葛亮一樣,在各自的對策中都提到了曹操,同樣把曹操定為制定策略的對立面來加以重視。魯肅根據曹操擊滅袁紹的客觀事實,認為「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加上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掌握絕對之優勢,認為與曹操「爭鋒」是一時辦不到的,所以魯肅也和諸葛亮一樣,認為孫權應「坐擁江東」,並勦滅江東旁江夏的黃祖,進而進攻荊州劉表,「竟長江所極」,然後「觀天下之釁」,待「天下有變」,成王霸之業。

 

就在共同對抗曹操的決策出發點上,吳、蜀的兩大戰略家有相同抗曹的戰略目標,都以與曹操對抗為最高的使命,力求聯手團結,先滅北曹,雙方再爭天下,因而不但促成了赤壁的孫、劉聯手,後來「借荊州」等發展,也都是遵守這兩大戰略家的最高決策。

 

可是,這兩大決策的最終目標,卻終究不能實現,因為不僅僅是北方的曹操終究不能滅除的客觀因素外,在東吳、與蜀漢的兩大集團中,雖然諸葛亮和魯肅都位居人臣,但這兩位「客卿」出身的決策家,其實並不是真正劉備和孫權的「自己人」,無法貫澈和原既有組織的「溝通變革願景」的使命,特別是無法達到如科特談變革所強調之「高層的團隊合作」,善策未必能革,魯肅早逝,諸葛亮則是等到劉備犯下一連串致命錯誤,國力大失後才掌握全權,祇能傾其智力維持國之不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給後世流下一曲悲壯渾厚的頌歌而已。

 

改革的績效除了智慧的戰略決策外,更需要執行力的貫澈,也就是要透過變革,讓組織活化,才能讓決策遂行,但諸葛亮與魯肅在變革途中,同樣碰的困境都相同,就是身為一個「外來者」,就算他們的「善策」被領導人一時稱許,但往往卻是「敬而不用」。

 

劉備和諸葛亮「隆中對談」後,和關羽、張飛兩位老戰友,自己人稱:「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但兩人並未立刻就是「魚水之歡」,根據《三國志》的『魏略』記載,南陽臥龍崗會面後,劉備即赴新野前線,並未攜諸葛亮同行,而是後來曹操南下,劉備敗戰南退樊城時,諸葛亮始至樊城獻策,並一退夏侯淳,劉備才開始重視這一個年少書生,但諸葛亮獻策劉備,利用劉表之喪,劉琦、劉綜兄弟內亂,趁機奪襄陽以為立身基地時,又不採用,可見劉備三顧茅蘆得聞隆中對策,雖十分欽佩,但仍以武侯為紙上談兵,並沒有真正地「賞識」而貫澈執行。

 

同樣的境況也發生在魯肅與孫權之間,孫權後來曾寫信給陸遜,追想當年首見魯肅,「言及帝業,實一快也」,但他在稱帝時,大宴群臣時,追想起創業的周瑜、魯肅與呂蒙三位早逝英傑時,卻把薦舉呂蒙的魯肅排在呂蒙之後,認為魯肅和蜀漢的結盟,以荊州讓劉備立足,「是一短也」,特別是魯肅多次反對東吳圖謀關羽,孫權認為魯肅是「子敬(魯肅之字)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恕之,不苛責也」。可見,同樣在孫權心中,柴桑對策的大計,僅管當場孫權大為讚歎,但內心並未真正同意,晚年還把這件事視為是魯肅之過失。

 

從魯肅與孔明的史實中,可以發現,決策到變革中間,仍有一長段曲折複雜之道路,特別是發人未見的決策,要貫澈到一個組織之中,「解凍」的難度特高,「隆中對」與「柴桑對」,後世雖因小說家的推崇,擁有即高的稱許,但在歷史真實中,僅僅祇有赤壁一戰時,在同時面對曹操的強大軍力下,劉備、孫權才不得不採用,之後,雙方為了爭荊州多次交鋒,反而讓敗歸北方的曹操,得以實行「屯田」,復興了農村,用今日的語言就是發展了「綜合國力」,讓原本兵燹摧殘的北方,奠定了厚實的經濟基礎,再度超越了未經戰亂,民生原本富足的江東六郡與蜀漢「天府之國」,終於奠定了後來司馬氏一統天下的基礎。

 

正當曹操北歸,除了發展綜合國力,並一掃東北的公孫淵、烏桓與西北的韓遂、馬超之外患時,孔明和魯肅其實並不太受到劉備與孫權的重視。劉備帶了龐統進入蜀漢,並在新收的法正指導下,經過了三年攻成都不下,因兵力之不足,才要張飛和趙雲帶著孔明西援,形成對成都包圍之勢。這期間,歷史中的孔明其實祇是荊州軍中的一個高級參謀,協助關羽鎮守襄樊。

 

劉備恐怕更信任的是法正,歷史的真實記載中,劉備北上收漢中,諸葛亮完全沒有隨軍北上,他祇是在成都,負責協助糧草補給,攻取漢中皆是法正之謀,並非如小說中的孔明運籌帷幄,劉備其實更相信成都的法正一脈,所以當劉備自晉為漢中王時,領銜恭賀的文官為許靖,武將是馬超,他們都官居極品,而諸葛亮卻僅是「軍師將軍」,形同一高級參謀而已。

 

而當關羽敗死於荊州,劉備怒攻東吳時,除了趙雲曾依「隆中對」精神勸阻劉備外,諸葛亮其實並無一言勸解,等到劉備兵敗,歿於白帝城之後,諸葛亮才痛陳,可惜法正早死,若法正在,劉備恐不會遭此大敗,而就算趙雲引用了諸葛亮之策,劉備顯然也沒有聽進去,趙雲跟著劉備東征,到了永安,劉備就把趙雲留在永安負責後勤,更可見當年劉備擊節讚賞的「隆中對」,至此,根本是不以為然。

 

同樣地,在東吳,周瑜攻荊州的故事正如小說般頻頻進行,魯肅根本無從勸阻,直到周瑜病死油江口前夕,念及多年攻伐無功,加上北方的合肥,曹操大將張遼威震逍遙津,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周瑜臨死前上書孫權薦魯肅,遺書中才重提「柴桑對」之精神,希望吳、蜀和解,共抗北曹。但吳、蜀多年攻戰下,雙方積怨日深,坐鎮荊襄的關羽壓根看不起東吳,東吳的張昭、周泰、呂蒙等宿將,更無時不以奪荊州為念,而在歷史資料中,並無看到諸葛亮與魯肅從中嘗試發揮「影響力」的紀錄,頂多祇有趙雲發表過類似之觀點,可以這樣說,真實歷史上,魯肅與諸葛亮其實並沒有真正獲得完全的信任與授權,他們的變革觀點,並無法和老臣、宿將間達到共識,而且,歷史真實紀載中,兩位最高權力者,並沒有真正被說服,所以終究無功。

 

在願景無法進行溝通之下,「隆中對」與「柴桑對」終究是兩人一時獲得晉身之作,並未真實落實在兩方陣營進行變革,祇有等到孫、劉大戰後,雙方兵疲馬困,而北方強大之勢已成,不得不合作,但此際,從綜合國力觀點看,已早非當時對策時的「漢室可興」、或「王霸之業」的格局,而是在一大之下,兩小不得不結盟的關係。

 

歷史的真實中,善策往往未必能落實,要達成變革之功,還必需有最高權力者的真正信服,甚至原有的自己人團隊還會排擠之,特別在於善策者並非「自己人」之下,溝通往往是最困難之工作。